演讲嘉宾：王学典地点：郑州大学时间：2014年12月

重新审视现实与历史关系的理由

历史学领域常常被许多经典问题所困扰，比如史料与历史视角的关系、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等等。其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最令人困惑，而且根本无法切割。还是很困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1949年到1979年的近30年里，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占据主导地位。 “历史”走向极端后，彻底被“现实”吞噬；从1979年到现在，又是30年，在这期间，“历史”一直在努力摆脱“现实”的纠缠，试图不食人间烟火。走向极端之后，“现实”几乎被“历史”吃掉了。过去30年，人们或许过多地谈论了历史与现实的“差异”，甚至否认了两者之间本应强调“差异”的“联系”。

1949年以后，历史研究全面纳入为现实和政治服务的轨道。因此，“文革”一结束，不少学者就提出放弃所谓“为古为今服务”的原则，向“为历史而历史”的道路靠拢。 “重返千家”之所以成为一些人的选择，绝非偶然。这时，有些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似乎成了有害因素、消极因素、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我们必须远离“现实”，最好避开“时代”，逃入超凡脱俗的“象牙塔”。这种对所谓“纯粹知识”的向往可以说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种思潮。然而，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未能达到其回避“现实”的目的，或者说只有少数人达到了这一目的。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现实”似乎成了一种痴迷，导致很多人唯恐无法到达而回避它，而关注“现实”的学者也常常遭到冷落。

问题的本质是：在整个历史认识过程中，“现实”是积极的、正面的因素吗？ 20世纪90年代的主流学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特别是在历史学领域。一些历史学家因学科性质而回避“现实”、逃入“象牙塔”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主流历史学家刻意回避甚至主张回避“现实”却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前一个时期可能以同样错误的方式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导致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因此，“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应该重新审视、重新审视。

历史学家不能脱离现实而生活

生活在现实中的历史学家，根本无法逃避现实；他在现实中。那么，他想要避免的是什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流行一种观点：要想了解“历史真相”、做到“客观”，就必须克服“党派之争”或“意识形态偏见”。其潜在的概念预设是：“党派偏见”对学术百分百有害，必须坚决铲除。 “党派之争”有什么积极价值吗？在某些研究领域，“党派之争”是否能够或者已经促进了学术发展？这是一个人们几乎不敢思考、更不敢提出和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问题：它对学术研究的阻碍作用似乎不需要我们多说什么。在新近翻译的《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一书中，作者——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用许多事实澄清了这个问题。这个澄清对于解释我们自己的学术史中的许多问题也很有启发。

在霍看来，“党内知识分子可能会研究其他知识分子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和主题（由于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霍说：过去社会科学离不开党派之争，也并不能证明党派之争对这些学科有利。这只能说明党派之争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党派之争只有在促进科学进步的情况下才是有益的。它可以而且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因为它为改变科学辩论的地位和从外部向科学机制注入新主题、新问题和答案的新模式提供了动力。 。霍基断言：“社会科学的发展并没有脱离党派之争——没有党派之争，某些学科可能根本不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对于某些学科来说，“党派之争具有积极的价值，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是如此。”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值得那些仍在试图回避现实的中国历史学家们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并不一定会导致对事实的“歪曲”​​，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负面因素。某些政治信仰和现实追求，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坚持澄清某些事情的真相，这与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满有直接关系。 《先秦史》研究得比较充分，对“奴隶制”的存在及其与“封建”的分期有重大影响。关于“奴隶制”是否存在及其与“封建”的分期的争论由来已久。基本上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没有这种需要的满足，就没有所谓的“二十四史”。这些“历史”的编纂本身根本不是为了“历史”本身，而是为了那些主持修改的人。书写这些“历史”的人。历史的编纂在这里几乎只有手段的意义。这一现象说明，满足现实的需要完全可以成为学术发展的积极因素。 “为历史而历史”、“为学术而学术”当然值得人们尊敬。研究历史以满足时代和社会的需要绝不是一种耻辱，更值得人们尊重——关注现实比回归现实更重要。严格来说，走向“象牙塔”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良心”。

如前所述，思想与学术的关系本质上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就学术界与政治最普遍的关系而言，严格来说，学术界应该而且必须独立于政治，因为两者之间的规则不同。前者只能服从真理，遵循事实，这是对与错的选择。后者必须服从权力的命令，策略至上，是利益与危害之间的平衡。学术可以而且应该独立于政治，但学术不能独立于政治。前者谈论学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自主性，后者则强调学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政治的关联性：学术处于权力编织的网络中，很多时候似乎不能不权衡利弊。和缺点。过去学术界的问题是，政治与学术的“关联”完全等同于“同一性”，几乎所有的学术问题都被视为政治问题。走极端的人则把学术讨论视为“阶级问题”。斗争的反映。”这种“泛政治化”政策直接导致了数十年对学术界的意识形态挪用，其后果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相当多的学者主张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分离，为学术问题赢得自由讨论的空间。这一要求显然注重学术的“自主性”，但同时却忽视了其与政治的“相关性”。

这种“关联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学术与政治作为两种独立且相互外在的现象来看，学术充分“自主性”的实现必须辅以相应的政治条件。如果公民（学者首先是公民）“不能享有政治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就没有保障”。 “要求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争取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实际上是承认不需要政治言论自由，只要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但一旦学术问题被称为政治问题，那么任何讨论就没有自由了。 “学术界始终处于权力编织的网络中”，学术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其次，从学术的政治本质来看，学术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时候，也有“互不冲突”的时候。例如，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基本上与“政治”无关，因此不可能存在“相关性”问题。然而，近代中国特别是当代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与“政治”高度相关，甚至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政治并不是在所有学术问题中都平等地出现。需要澄清的情况有两种，即“政治学术问题”和“学术政治问题”。前者是指某些议题一般可以不顾实际利益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不可否认或多或少具有政治属性；后者意味着某些问题具有直接的政治影响。性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可以通过学术视角或学术层面来看待和探索。

从本质上讲，学术界与政治很难完全割裂，学术界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也无法从根本上割断。

重建联系并加强当代历史研究

知识不是“那些生活在荒野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头脑简单的人所产生的”。历史学家不能想象生活在真空中，而应该积极面对现实、改变现实。对自己的时间承担一些责任。如何将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如何重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如何重塑历史的公众形象，关注当代历史研究应该是一个主要途径。

当然，谁都知道，当代历史很难书写。这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 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当然是我们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我觉得今天这一点没有必要隐瞒。虽然意识形态并不一定会导致历史的“歪曲”​​，并不总是起到负面作用，但主流意识形态可以随时提醒你哪些问题可以研究，而其他问题则必须放在一边，也就是说，即使如果是“真实”的认识、被证实的“真相”、有确凿证据的历史，是否应该说出来，确实存在“时机”问题和“战略”问题。可以说，当它应该说的话，而应该说的话并不是直截了当的，也不是不考虑政治因素的。”虽然历史学家不能也不应该被奉为与政治家相同的标准，但历史学家本人确实应该明白，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前的“现实”相一致，因为当代历史的某些部分确实不同于古代历史：对于刘翔之争，你可以尽情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半个世纪前的政治冲突仍然需要后人深入研究。这不仅关系到某一方的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利益。这当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你越想知道，甚至认为它越重要，你就越不可能畅所欲言。如果回避这样的问题，其他问题肯定很难解释清楚。说实话，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涉足当代历史，是因为这段历史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还很难完全割裂开来。

材料带来的困难似乎比意识形态的限制更为根本。近代历史的资料之多、线索的复杂、浏览的难度可能是研究《秦汉史》的人难以想象的。就历史学学术史而言，当代有如此之多的专业期刊、综合杂志、大学期刊、丛书、会议文章集、历史学家的成就、论文和著作。 ，需要读多少个领域、多少个方向、多少个专业、多少个课题、多少篇博士论文，你能搞定吗？别说“湖里钓鱼”，就连最基本的东西挑出来都不容易。而且，这些零散的材料大多没有经过任何初步的整理和整理。这与我们上面提到的《秦汉史》的研究完全不同：第一，《秦汉史》的文献资料有限，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和《秦汉史》。 《三国志》；其次，这些极其有限的材料经过了很多人的深加工。比如整理出来的：秦汉官方史料、秦汉经济史料、秦汉农业战争史料、秦汉哲学史料等等。研究当代历史花费了不成比例的时间来收集和识别大量的材料并分类黄金。

突破材料的束缚的是洞察力和判断力。因此，治理当代历史可能需要更多、更深刻的洞察和判断。例如，在有关中国古代的学术史叙事中，学术界大多遵循一条基本的叙事线索：这就是所谓的“先秦儒学”、“汉经”、“魏晋玄学”、“隋唐佛教”、“宋明”、“理学”、“千家普学”等等，这样的概括，在提供很多东西的同时，当然也会掩盖更多的东西。不过，这毕竟会为你指明一条路，让你不会像在荒野中迷失方向一样。当代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荒野。这种荒野感可能主要是由于上述材料过多、过于复杂，让人感到混乱，难以把握变化的脉络以及优先级和重要性的区别。其次，由于距离太近，看不清物体的轮廓和边界。进一步说，“历史”的本质意义是“过程”。没有“过程”，当然就不会有“历史”。因此，当现实作为一个“过程”正在展开或尚未结束或最终结果尚未呈现时，一般来说，对其进行历史研究和判断是存在很大风险的，因为“过程”并不存在。尚未完成。但过分强调这一点，就是完全排除了当代历史研究的可能性。事实上，从绝对意义上来说，物质永远是不够的。与历史本身相比，没有任何材料能够完全反映外在的现实。至于这个过程是否已经结束，还很难说。儒家思想诞生于两千多年前。但仍很难说儒家推动和干预的历史进程已经结束。总之，研究任何时期的历史都需要洞察力，但研究当代史可能比研究古代史更依赖洞察力。此外，具有“一叶知秋”、“细微处知工”的敏锐眼光，是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必备条件。

限制当代史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风险太大。比如当代学术史的研究是最典型的，因为当代学术史的创造者还在，参与历史的当事人还在。他们不仅“还在”，而且还可能“掌权”。即使当事人走了，当事人的学生、弟子、追随者、弟子都还在。即使学生和弟子走了，弟子、传统和宗派仍然存在。这样，人们就会根据名字的有无、地位排列的高低等来判断一篇当代史研究文章的认可程度。因此，学术问题自然会演变为“人事”问题。没有什么比写当代史更难的了！早在1992年，在《历史主义思想的历史命运》一书的“后记”中，笔者就已经体会到了这一点，但远没有现在深刻。我当时就说过：当代人在书写当代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要冒一些风险。这是因为当代历史的创造者还活着，偶尔可能会出现粗心、错误或歪曲。如果创作者以自己的经历来说话，作者肯定会处于被动、被动的境地。这是一个尴尬的局面。这当然不像研究几千年前的历史，没有任何佐证。其次，由于所研究的时代刚刚过去或尚未完全过去，不同的人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有很大不同。 ，对于这个时代的仇恨或者怀念的情绪依然在感染着人们。研究者很容易受到这种或那种情绪的影响，不能很冷静地对待其中的人和事，从而产生偏见；第三，当作者与一些仍然活着但无法认同他们当时的某些观点或做法的研究对象产生某种情感和精神联系时，是非常困难和麻烦的。

在历史研究领域，当代历史研究的情况似乎最不令人满意。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其实还有一些认知谬误也对其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人们认为，当代人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只能由后人书写。因此，认为后人研究前人、跨代书写历史是历史研究的常态，这是现代性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一。这种偏见所依据的前提是，同时代人和前人不认识自己，看不清自己。只有经过几代甚至几十代、几百代之后，别人才能看清自己、了解自己。多年来，历史学家在这种认知偏差的引导下搁置了当代史的研究。应该说，这种认识是部分正确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认识几乎完全抹杀了当代人书写当代历史所具备的一些后人并不完全具备的优势。最大的好处是当代人可以直接观察、体验、听到当代历史本身，至少部分直观地了解历史的所谓“真面目”。

大浪冲刷着沙滩。时间的流淌，过滤掉了许多对于理解历史最有价值的材料、信息、线索和场所感，让许多当代人习以为常的东西，很可能永远成为后人难以理解的历史的一部分。 。谜。我们一方面主张“如实书写历史”，但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或有意无意地打压最有可能成为这种历史的当代历史研究。这实在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悖论。而这一切可能在认知上根植于上面提到的现代谬误：总是固执地认为后代比前辈更聪明、有更多真理、更少局限性。这或许也是进化论的推论，也是“现代性自负”在历史认识论领域的突出体现。

历史学家的作用被严重低估

历史学家并不是历史进程和变化的冷漠旁观者，而是始终处于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很明显，“历史研究人类的活动，历史学家也参与其中。历史认识的本质是人类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换句话说，历史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其自身的客观化”。时间隧道另一端的自我，这意味着历史学家无法从历史之外研究历史，历史的对象也永远无法外在于他们自己。”人之外没有历史。历史的连续性本质上就是人类的连续性。 “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同一个连续体的组成部分”——这个“连续体”当然就是人类本身。是的，“一转眼，六十年震撼，见海变桑田”。古今之间确实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但只是舞台、道具、背景变了。演员没有变。即使人发生了变化——从“奴隶主”到中世纪的“贵族”再到现代的“资本家”，也仅仅意味着人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而人性本身并没有改变。改变。 “古今的世界不同，古今的人心也不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今人的心与古人的心相通，那么，人心也就不同了。”和合，古人之心皆清晰可见。”俗话说：“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亦于古今人性而言。古今人性相通，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前提；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学家对人性体验的深度和广度。这一切都表明，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在历史之中，历史研究的是消失的历史学家物种。

历史学家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新历史的创造者。事实上，历史学家在创造过去历史中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可以为这一观点提供印证。

哈耶克主编的这本散文集的主题是讨论“历史学家如何讨论资本主义”，特别是“工业革命”。人们早已知道的“历史事实”是，随着“资本主义”（或“制造业”或“工厂制度”）的兴起，工人阶级的处境恶化，社会上最贫穷和人口最多的人这群人的处境已经恶化到“连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工业革命是关于骨瘦如柴的童工、黑暗的矿区、每天工作18小时的纺织女工、以及孤儿和残疾人”。在伦敦街头。本书作者通过统计数据等证据指出，这是历史学家对“真相”和“事实”的“歪曲”​​。认为，“历史的实际情况是，工人阶级的处境一直在缓慢地、不同程度地改善”。 “有各种证据表明，社会上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幸，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不幸比以前更严重，甚至和以前一样严重”，统计数据“让我们高度自信地确定，总体健康状况“工业革命对穷人来说是灾难还是福音”当然不是我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哈耶克对历史学家作用的最终评价。哈耶克在《历史与政治》导论中说，“历史记录对舆论的影响很可能比创造新思想的政治理论家的影响更持久、更深刻”。当然，也是“更直接”。因此，“在新的政治思想被大众接受的间接、迂回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即使是那些从未读过任何历史著作，甚至可能没有听说过历史学家名字的人，也是通过历史学家的眼睛来了解历史的。”他的结论是，历史学家对“工业革命”苦难的强调和描述“主导了过去两三代人关于政治的思考”，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工业革命的看法”。工业革命历史上各种带有偏见的叙述，对现实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哈耶克在这里夸大历史学家的作用与他特定的意识形态动机是分不开的。不过，他也揭示了一个认识论事实：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的行为。它是塑造未来的重要力量，其力量似乎比站在历史最前沿的政治学家还要大。历史学家对“工业革命”的“苦难”事实的呈现所引发的人们试图重新安排历史路径的后果只是明显的例子之一。事实上，历史学家传播的历史观对历史的创造有着深远的影响。掠食者的渗透和统治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有一个现象令笔者不解：为何中国人长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贫穷匮乏的“社会主义”？ ——受赠者包括众多“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后来，当我因其他需要集中阅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纲要》、简伯赞的《中国历史纲要》（卷一）和吕振宇的《简明中国通史》时，我突然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历史学家对“原始社会”中各种“无阶级”现象的夸大，让人们感到“公有制”、“平等”、“大同”才是历史最伟大的价值观。至于是否同时“贫穷”和“落后”，“匮乏”与宏伟目标无关。当然，随后发生的各种制度变迁还有其他更深层次、更根本的原因，但它们绝对与历史学家传播的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密不可分。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历史学家是一个有些怪异和神秘的群体。他们的目光总是投向遥远的过去，与他们交谈的人都是早已去世的古人。他们是学问中的学者，是象牙塔里的隐士。在很大程度上与生活现实隔绝。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学家是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者和塑造者，但具体方式不同。他们用笔书写历史。这些历史作品会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间接地创造历史。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历史，对现实的热情决定了历史学家提供的历史理解温度。从现实生活中提取主要的社会问题，然后从历史角度探索它们，这对当今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难以掩盖的使命。

（从2015年1月22日的《巨石》每日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