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论坛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黄宏宇副教授主持。德国慕尼黑大学Han vans ESS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苏鹏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张宗品副教授、曲福师范大学孙宝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于建平讲师、匡博士慕尼黑大学燕涛、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审稿人马新民出席会议。主讲人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威廉·H·宁豪瑟教授为会议作了总结。做一个主题报告。

部分参会学者合影

主持人黄红玉是倪好诗的弟子，也是《史记》英译项目的重要参与者。会议伊始，黄宏宇首先介绍了倪浩石教授在《史记》翻译研究方面的成就以及他的《史记》研究集《历史长河》的出版情况。倪浩石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Halls-Bascom讲座教授。他主持的《史记》翻译工作跨度三十多年，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史记》英译本。 2020年，倪好诗因其在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文学、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突出贡献，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特别贡献奖。 《历史长河》是他近30年来首部《史记》研究成果集，已被译成中文出版。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

德国慕尼黑大学叶涵教授首先进行了在线演讲。叶寒是汉学家、蒙古族学者。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中国历史、儒学以及与中国和蒙古有关的中亚研究。现任慕尼黑大学外交副校长兼汉学首席教授。他的著作《政治与历史在中国》。 《半马一通》一书是西方《史记》、《汉书》研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叶寒首先表达了未能现场出席活动的遗憾，随后又真诚又动情地回忆起与倪浩石的相遇和合作经历。叶寒和倪浩石均师从Friedrich Bischoff教授。当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多次听到倪浩石的名字和他的作品。 2001年，倪浩石提出在德国合作建立《史记》翻译项目时，叶寒还不到40岁。他回忆说，可能是受到当时对倪浩士《史记》英译本的一些不公正评论的影响，以及对自己未来的学术生涯没有清晰的认识，所以没有表现出来。起初对倪浩石的提议很感兴趣。叶寒指出，对于一部作品，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批评，但想要真正了解一本书是否有价值，就必须自己去读，而不能只根据别人的评论来做出判断。叶寒还讲述了他们翻译工作室的一些细节和有趣的故事。多年的合作让他和倪浩石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叶寒提到，2018年，他和倪浩石在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的埃林·奥·艾德中心相聚。毕少甫教授曾给他讲过很多关于这个地方的故事。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叶寒还提到去年出版的《史记》最新译本，因为它是在疫情期间诞生的，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叶寒总结道，多年来，《史记》的翻译是一项跨越世界的工程，汇集了美国、中国、德国、英国、俄罗斯等不同地方的学者。在过去的22年里，这是一次美妙且非常重要的经历，不仅在学术成果方面，而且在友谊方面以及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方面。叶寒表示，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感谢倪浩石为自己和大家所做的一切。

叶寒说话后，倪浩石给出了简短的回应。倪浩石表示，经过多年的合作，他和叶寒已经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的事情，他都非常信任叶寒。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美好回忆。叶汉熟悉《史记》和《汉书》，对翻译团队至关重要。当他想要停下来，想要放弃的时候，是叶寒的支持，让他坚持了这么多年。他感谢叶寒教授的参与。

叶寒和倪好诗

第二位发言者是南京师范大学苏鹏教授。苏鹏参与了中华书局校对版《史记》的修订工作，是修订小组的主要成员。个人研究兴趣主要为先秦两汉经典、古代书法文献及相关古代抄本研究。苏鹏首先简要回顾了《史记》中文版的修订工作，特别是印刷前后页码、版式的调整。随后苏鹏从三个方面讲述了自己阅读《历史长河》的经历。 1、以倪好石对何次钧身世的调查（2009）为例。倪浩士在严格逐字逐句翻译《史记》文本的同时，也做到了“知人论世”，认真审视《史记》的每一个字。与版本有关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从2014年才开始关注何次君，并做了一些调查。 2、从《史记与汉书——以《高祖本纪》、《高祖本传》为例》一文中，苏鹏关注倪好时对《史记》的研究，更多地讨论了《史记》的文本。 《史记》《史记》与《汉书》的关系以及《史记》的编纂等问题。苏鹏以日本宫内厅藏的《高祖年谱》秘阁本为例，指出《史记》编纂问题的复杂性和所谓的“斑马相似论”差异”，并强调对于中国古典文献，应重视其经典化过程。 3、倪浩士详细描述的《史记》的翻译过程，正是仔细阅读文本的过程。以书中第14-16页为例，苏鹏借用唐代冯异《归元丛谈》中的文字，称赞倪好诗“金针测人”，让读者了解近距离的方法。阅读课文并认识其重要性。 。苏鹏最后总结说，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这在传统经典研究领域还不够。此外，即使在资料检索和研究非常方便的今天，仔细阅读文本对于中外学者来说仍然非常重要。

陕西师范大学张宗品副教授对秦汉文献和手稿感兴趣。 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至2018年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做访问学者，合作导师为倪浩石教授。张宗品说，在麦迪逊求学期间，倪浩石的《史记》翻译团队让他对《史记》文本和《史记》翻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跨文化文本翻译不仅需要对中文语义的理解进行再次确认并找出英语词汇的对应部分。两者都必须清晰、准确，这样翻译出来的经典才能坚持文本的原意。以《刺客列传》中“秦王绕柱而行”这句为例。翻译时，我们面临可数名词“pillars”翻译成英语时是单数还是复数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需要判断秦王和荆轲本来是绕着一根大柱子走还是在不同的柱子之间穿梭。这种集中讨论对他后来的研究写作非常有启发。张宗品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倪好诗翻译《史记》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必将愈发重要。新推出的《历史长河》是倪好诗对《史记》研究的集中展示。张宗品说：“用‘历史长河’作为书名是非常恰当的。正如倪浩士先生所说，他的论着和翻译已成为传统学术史洪流的一部分。文章中，我们感受到的正是古今中外《史记》所研究的历史长河，这条河流绵延两千多年，波澜壮阔，两岸学者为此做出了贡献。倪浩石先生和他的作品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特殊性：他不仅是在河里，他也是一个摆渡人，一个渡口，一座横跨两岸的桥。

曲阜师范大学孙宝教授主要从事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官场与文学互动研究。 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在威斯康星大学跟随倪浩石学习。考察期间，孙宝参加了《史记》翻译工作坊，对这个历时数年的史无前例的工程的宏伟和细致深感震撼。超过30年。倪好诗研究分析《史记》文本的经验、方法和见解，对于他研究六朝典籍和史料非常有益。接下来，孙宝分享了他此次考察以来在仔细阅读《史记》和《六朝史集》文本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发现。孙宝最后表示，在《史记》翻译研习班上，倪好诗不紧不慢、踏实稳健的治学追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倪浩石始终鼓励大家对《史记》文本汉英翻译的想法，“一方面要求有道理，另一方面强调给出证明”。 “保持谦逊，保持饥饿（渴）），或许可以视为倪好诗治学的精髓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讲师于建平也曾于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访问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参与《史记》英文翻译项目。于建平说，虽然他对倪好诗《史记》的翻译和研究已经很熟悉，但直到读了《历史长河》这本书后，他才对这个历时数十年、倾注了心血的工程更加熟悉。倪浩石和其他参与者付出了很多努力。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我对倪好诗对《史记》的研究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接下来，于建平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读这本书的感想：一是倪好诗对《史记》版本的调查研究。对于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倪好石仔细考察了其创作过程，特别是顾颉刚、何次钧、宋云宾等人与此书的关系，并指出了该版的不足之处。百济本、仁寿本未编修。正是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奠定了《史记》英译本的高品质基础。二是对待翻译一丝不苟的态度。倪浩诗的翻译态度严谨、认真，甚至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一些常见的虚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具有多种含义。倪浩石尽力根据语义找到对应的英文单词。古汉语经常省略一些语法成分，倪好诗也尽力用英语来补全。倪好诗翻译完《史记》这篇文章后，还在脚注中加入了大量相关材料，使读者尽可能贴近司马迁的目标读者。 三是《史记》的编纂和研究。在逐字逐句翻译的过程中，倪好石发现《史记》存在诸多“语境不连贯”的问题。从这些细节入手，他打开了司马迁如何编纂《史记》的一扇窗。于建平说，书中的这些观点“是倪老师几十年来翻译《史记》过程中积累、沉淀和爆发的思想光环。它们是倪老师长期坚持翻译和研究《史记》的自然结果。

《历史长河》的编撰者、慕尼黑大学匡彦涛博士首先回顾了他与倪好石交往以及推荐师从叶寒先生学习的过程。匡彦涛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徐建伟老师曾推荐他们阅读倪好诗的文章《浅谈《史记》文本问题及对《史家》编纂的一些推测》。基于此，他研究了倪好诗。郝石还有更多关于《史记》的文章。匡彦涛说：“这些文章，首先是倪先生在翻译过程中的思考和经历，其次，实际上是对上世纪以来西方汉学学术传统对《史记》文本的怀疑的回应。 ”。正是在研究这些文章的过程中，他发现虽然倪浩石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但国内的翻译和引用却很少，于是他萌生了把他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的想法。他首先翻译了《西方《史记》研究一百年》，发表在北京大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上。之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徐建文和编辑马新民的支持下，并征得倪浩石的同意和授权，开始了这部散文集的编辑、选编和翻译过程。 2021年开始，在叶寒教授的支持下，匡彦涛加入了倪浩士的《史记》翻译团队。匡彦涛表示，倪浩士与叶汉之间的信任和友谊，在两千多年前的史书《史记》中发挥了作用。 《史记》是这一切故事的起点。

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兼经学部主任马新民作为活动协办方、《长河》出版社代表致辞历史”。马新民说，读这本书时他特别注意的一个词就是时间。司马迁写《史记》可能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部经典文献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倪浩石和他的同事花了三年时间组织翻译。十多年了。因为《史记》，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之作和今天的倪好诗在历史的长河中联系在一起。由倪浩士主持的《史记》全英译本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现出它的伟大。马新民曾参与和主持多项大型古籍编纂和出版项目，包括《宋诗全集》、标点本《十三经注》、《儒学集》（精华版）、他指出，如果没有提前做好详细工作，由于设计原因，大型项目工作最终可能无法完成。他从出版商的角度对Nihaus和Weibert教授在组织翻译时特别注重译文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表示感谢。

活动的最后一部分是主讲人倪浩石教授的主题演讲。黄宏宇说，很多人问倪好石如何用一句话概括《史记》。他想出了一些术语，比如“中国早期的民族叙事”、“旧约和希罗多德历史的混合体”“风格写作”等等，但我最欣赏的还是王充对东汉的结论。也就是说，司马迁、扬雄就像大河和汉人，而其他汉代作家只是泾水、渭水这样的小河。这也是《历史长河》书名的由来。

倪浩诗的演讲优雅而有趣。他首先对《历史长河》的编撰者匡彦涛博士表示感谢，赞扬他为本书的编撰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得这么好。他开玩笑说，最初以为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这部作品、7卷，但他忘记了，这是一个理想而完美的情况。倪浩石提到了原译者之一的卢宗立教授，称赞他为人伟人，学识渊博。在谈到他们使用的材料时，倪浩石特别提到了苏州大学王吉教授所做的贡献。随后倪浩石从学术史的角度谈到了中华书局《史记》新旧版的发行问题。由于种种原因，1959年版的《史记》完成得仓促，特别是版次的修订不足。这主要是受到时代的限制。从顾颉刚1930年代的《史记（百文）》与1959年版《史记》的差异来看，他怀疑顾颉刚是否完成了后者的校对工作。对于新修订版的《史记》，倪浩石表示，他们最近已经开始使用这个版本了。起初，他对这个新版本有点不情愿。最让他烦恼的是页码的变化。译文都与页码有关，修订版又增加了包括白印本在内的一些版本的校勘，这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但随着他用得越来越多，他发现修改后的版本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整理工具。

倪好诗

倪浩石回忆起了他和叶寒教授之间的一些往事。他说，真正让他觉得《史记》英译项目组是一个成功的团队是在叶寒教授改变主意并接受了他的合作建议的时候。倪浩石还谈到了他和叶寒的共同老师毕少甫教授，他从毕少甫教授那里学会了探索文本更深层次的潜台词。在简要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和英文翻译项目的启动过程后，倪浩石谈到了确定这部翻译作品的风格和形式的过程。 Nihaoshi表示，在现有的所有译本中，Watts在这方面无疑是最好的。沃特森具有独特的天赋，但不是语言学家，他的翻译是面向普通读者的，他们要做的就是提供适合研究界需求的翻译。确定了翻译原则后，他们努力区分古汉语中许多含义相似但含义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Geng”被译为“to Attack”，“与War”被译​​为“to Give Battle to”，“Attack”被译为“to”。 “征伐”、“攻”是“攻击、打击”等，他们对此进行了总结和分类，至今仍在使用。

黄宏宇总结说，倪浩士主导的《史记》英译在大规模中文外译领域成功实施了PI系统模式。团队的所有成员都在这个协作过程中成长，并不断受到尼豪斯渊博的知识、活力、敏锐的好奇心和魅力的启发。

最后，倪浩石与在场的同学们进行了互动，并热情解答了同学们的提问。湖北大学何海燕、广西师范大学刘成、厦门大学洪英华、长江大学吴桂梅、苏州大学潘丽、王吉、北京外国语大学邓琳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部分同学和苏州大学也参加了此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