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宗子

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献研究》中，刘世培谈到了作文的四大禁忌：免怪、免复杂、免肤浅、免多余。避免陌生意味着文章应该是公平和可访问的，尽管它已经被锤炼了很多，并且没有困难和不理解;避免反驳和杂乱，即风格、词典、词句的各个方面都必须简单统一;免肤就是说“文满为患”，即孔子指出的“文学的品质就是历史”的含义;为避免重复，需要 “化繁为 ”和 “精化复杂词”。他还强调了制定策略、转折和贯穿文章的重要性。关于情节，最为精辟：情节是先确定格局，格局建立，从而决定如何取材：“是要知道文章的素材，这与情节是不一样的;不是因为材料不同，而是因为文章不同。“构成的方法是与文章的意图合谋，而业务则相反。名文常说得用，自称柚子，就是第一个策划文章的，所以能把字把得体面。”

我个人很喜欢《文福》、《文心雕龙》、《诗序》、《玉台新吟诵序》等文章，感觉文的基本方面都讲得很透彻。刘世培先生的话并没有超出范围。但是，原则性、程式化的东西很容易用几句话来解读，即使视其为本质、以意义琢磨，也很难从中得出具体问题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善良而实用的经验，你必须在你最喜欢的作者的选集中找到它。但前提是您必须消息灵通。否则，当你读到《婆罗洲亭的青燕》、《小窗秘》等人物的所谓文章和做法，甚至金生思等人物的所谓文章和做法时，你就会落入老儒和私學清客的圈套。

杜甫强调自己会从众多老师中受益，鲁游强调功夫在诗歌之外，他们都说读书的视野要宽广。苏东坡的八面敌读法，就是多层次看懂作品。它们的共同含义是强调大局和包容性。这里的模式比刘世培所说的模式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不仅指文章的布局，还包括作者的心思和方位。

东坡的诗和散文写得很好，他也喜欢谈论创造。在他的大量文章中，有四篇让我印象深刻。我自己对写作的看法可以通过他的这四段话联系起来。

第一段出自《温说》，原文很短，也是题词之类的：“我的文字就像万棵树的泉水，从任何地方出来，在平地上潺潺流淌，虽然一天一千里没有困难。”以及它与山石的曲折， 与事物的形状和不可知。能知道的人总是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总是停在他们不能停下来的地方，就是这样。”

这其中有好几层意义，比如万湖泉的源头，就是有很多感情、深邃的思路、丰富的内容可以表达。丰富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生活经历，二是阅读，包括艺术鉴赏，最后是思考。无论在何处，都意味着可以随时随地表达，正如我们今天常说的，随时随地都有灵感，“登山在山中充满爱，看海在海中满溢”。怎么会这样呢？正是因为那种修养，那种气质，那种敏感。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写作就像流水一样，随意，没有固定的规律。初学者识字、有规律、有纪律、易于教授且易于学习。如果有格式，那就更好了。例如，古诗中的开头和结尾，以及八条文本的断裂、继承和结束。美国学校擅长将看似神秘的东西分为一个、两个、三个或四个步骤，使人文学科科学化，并依靠定性和定量分析。我读过纽约小学三年级的写作指南，一篇三四百字的短文，老师告诉孩子第一段是引言，一两句话，聊聊这本书的基本观点，不管你喜欢与否， 等等。接下来，谈谈你为什么喜欢它或不喜欢它，并至少写下两个原因。对于每一个原因，至少给出一个例子。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样，每个孩子都可以根据葫芦抽到一勺。其实，一般书评和文学批评的精髓无非如此，但它挖掘得更深入，写作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以前我写文章的时候，会读唐宋八大宗师，尤其是韩羽，因为他们的文章有规律可查。唐宋八大宗师不一定是唐宋八大文。这是明人选择的，从八孤文的角度，从实用的角度。我注意到，韩瑜写的文章很多，他写的对象不仅有熟朋友、敬仰的人物、当代名人，还有完全无关紧要的人，比如那些墓志铭，大部分都是社会作品。但根据具体情况，他总能找到得天独厚的角度，把文章写好。他有规则，但他充满了多样性。您已经从这些变化中吸取了教训，并进行了权衡并得出了推论。用的魔力，只要一心一意，自然可以被推向无限。作家有一个学习模仿的阶段，通过模仿掌握技能，然后你达到了不超出规则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状态。苏东坡说，一天走千里路并不难，一切都很自然，就是掌握了法则之后，他就不受法的约束，而是处处遵守法则，处处意义恰到好处。

东坡对这次经历的感受非常深刻，而且不止一次地谈过。在《人民老师感恩信》中，他再次指出，一篇好文章“大致就像流水一样，总是做该做的事，总是停在不可或缺的。但又增加了八个字：“文理是自然的，姿态是水平的。“光是自然是不够的，你得有个姿势。流水的姿态就是我前面说的，“与山石同，以物形”。“水遇到平地时，它缓慢流淌，遇到障碍物时，它优雅地环绕，当它遇到陡峭的地方时，它冲下来，当它遇到沙子和烂叶时，它就渗透进去。由此可见，文化高贵自然，自然蕴含着丰富的变化。

规范、法律和规则很容易被误解，认为遵守它们就是受到限制。限制确实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法律给了作者一种认识，一种指导，甚至一种启示。每一种艺术都有一个形式，而规律就是这种形式的核心，是艺术的规定性。证词的形成是由于前人的写作经验。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抛弃前人的经验，摆脱历史传统。东坡以流水为比喻，流水自然，但也有其规定性：“其流亦逊”。在《义传》中说：“水湿了，火就干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苏轼的第二段来自一封写给侄子二郎的信：“二郎的侄子：写得无难，就只有一句话要对你说。凡是文字，一个小时辰必使天气壮观，色彩绚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成熟，它使它变得沉闷。事实上，它不是平淡无奇的，而是华丽的。你只看到你叔叔现在平淡无奇，一直都是这样，为什么不拿旧时该引文看一下，高低低，如一条龙蛇抓不住，当又学这个。”

中国传统美学一直被认为是朴素的。我们赞美一位晚年写作的作家。这个炉子是纯净的，通常被简单地理解为洗去铅并恢复平淡。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评论宋代早期诗人梅耀晨时所指出的那样，平淡无奇具有不同的含义。一个是平淡的，回味无穷，另一个是像开水一样平淡的。苏东坡在这里指出，要达到平淡无奇的境界，首先要经过“气势磅礴、色彩绚丽”的阶段。这跟之前法度的推理是一样的。如果你不了解法律，如果你不彻底了解法律，你怎么能超越法律呢？平淡是老去成熟的结果，是华丽到极致的结果。比如一个女人的打扮，最会打扮的女人，她全身搭配，看似漫不经心，看似平凡，其实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是多年修炼培养出来的，优雅，却没有丝毫痕迹。这样的安排，虽然细致不费力，但在别人看来是一座山，但在作者身上，却很容易点缀。

华丽，也可以说华丽、华丽、朴素，是一个辩证的问题，是有度的。在这里，你不妨在苏东坡的话中加点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辩证地理解他的话。要达到意图，该华丽的时候一定要华丽，该平淡的时候一定要平淡。一个成熟的作家可以是华丽的、平淡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即使他不使用它。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的问题。什么是简单性，什么是复杂性？写一个东西，一个东西，100 字简单，10000 字复杂？不一定。看看你怎么写，看看你的内容。内容空洞，一百字也啰嗦。寓意深奥，一万字也不算太多。鲁迅《秋夜》开头的著名段落：“在我的后花园里，我可以看到墙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一棵也是枣树。如果只是客观的描述，可以简化为“我后花园的墙外有两棵枣树”。这就是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修辞家批评鲁迅，说他啰嗦的方式。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两段话所表达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鲁迅的原文中透露出一种寂寞落寂的心情，一种寂寞而冰冷的态度。一棵是枣树，一棵也是枣树，这种重复暗示了时间的长短和不变的景色，所以写了他凝视和思考了很久，是如此的深沉。简化和传统仍然是处理主题的方式。要写一篇文章，你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技能。例如，对于一个大主题，您可以用一千个单词来写它。相反，一个小话题让你话很多，也有话要说。我当然不是说你必须像普鲁斯特一样，必须写三四页关于一杯咖啡的文章。但是你必须有能力在不同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它，这样你才能放心。

东坡的话是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他还没有说的部分。他晚年的文章，他的好文章，可能并不都是平淡无奇的。伟大的作家的特点是内容和风格多样。

从青年到中老，一个人的进步和不断提升的素养体现在各个方面，语言风格只是其中的一端。另外，我们当然可以仔细分析一个作家语言的变化，但实际上，语言的变化与其他方面的变化是分不开的，比如思想观念、世界经验、生活态度、思维方式等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思想的深度决定了语言的性质。语言的变化，本质上是思想变化的自然结果，而语言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中最肤浅的部分。

刘石培谈到构图，提到相似与神性的关系，他说：“如果你想像神，先寻求相似。如果身体不完整，上帝会嘲笑它吗？形式是一样的，精神是自生的。真相与东坡总结的锦绣平平的关系是一致的。我看过很多次毕加索的展览和雕塑，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古老的笑话里说，有钱人想上楼，喜欢二楼和三楼，可以看得很远，但他不喜欢一楼，觉得没用，要求直接从二楼盖起来。不知道二楼和三楼都是由一楼支撑的。华丽而相似，是很多人瞧不起的一楼。

以下是宋人笔记中的两段话，都谈到了王安石，也谈到了王安石诗歌的早期和晚期转变。

曾煜《高斋诗》：《景公《金陵这君亭诗》云：'慈悲正直者生瘦，自高而愈僵化。每一对嘉宾都赞不绝口这句话，众人纷纷皱起眉头。晚年，他与平复同坐在亭子上，看着那首诗说：“我年轻的时候，列了这个清单，我改不了。大多数少年铭文都可以是戒律。平福道：“这个杨子云后悔自己少做了些。’”

这里提到的王安石诗的题目是《永珠在华藏院亭与弟弟》：“一林凉四凉，残阴残韵长。人生来就很瘦，而且比实际更僵化。它曾经用蒿子雨露，最后跟着松树和柏树到霜冻。惹恼的君珍惜取根取草，想求灵伦学凤。这首诗在当时和今天都是一首非常好的诗。诗中提到的两句话，在我看来，并不是诗中最好的句子，不如颈联，“它与蒿蒿同雨露，最后跟着松柏到霜。这副对联写的是性格和经历，看似委婉，但实际上是自负的。这么好的诗，王安石后来为什么后悔呢？这是因为它太简单了。直截了当，它很肤浅。有些词虽然很好，但不能直接说出来。说白了，从艺术上来说，存在一定的非法性，读者读起来会觉得很难接受。类似的例子有：王安石有一首诗，是与弟弟和傅永雪合唱的，其中有一句话：“情局合力，疑地枯竭，成功终归春。“雪从天而降，似乎覆盖了大地，但当滋养万物的工作完成时，它就自行消失了，让春光照耀世界。那真是太好了！这也是诗中的一句颈联，前面的颌联是：“平安治危不无德，润炙是才。“直接说吧，情况跟永珠诗一样。”这首《二韵与傅永雪》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叶孟德是宋代诗歌大能专家，他在《石林诗》中总结了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他说：“经公很少自言自明，所以诗歌只是它想要的，不再更含蓄。比如'世界在等雨，我不知道龙要去哪里'。“一点点红色，带有粗壮的绿色树枝，不需要更多动人的春天色彩。“和平治危并非无能为力，滋润灼热是物质”等等。全都直奔他们的胸口。后来，他当了一群羊群评委，从宋朝到假唐诗集，胸怀宽广又即将走，晚年的他开始深沉而从容。他还说，“王敬功晚年的诗歌特别严格，语言里用的字都是不准发的。

王安石年轻时的诗歌还不错，但过于“自答”而不能含蓄，晚年又向藏书家宋辞道借用了大量唐诗集，“胸怀宽广，即将接纳”，最终达到了从容不谈的境界。“胸怀宽广”四个字是阅读和学习的基本方法：广泛阅读，取其精华，为己用，化为己用。

同样抒情的，我们再看看王安石的一部晚作，《玉花台》是罢工后写的，其中有一副对联：“南去穷又想穷牛珠怪，北找一个难忘的草堂魂。“晋代文侨牛朱烧犀牛的故事人熟知：温侨”到牛朱岩上，闻到水底的音乐声，水深不可测。传闻怪物很多，但它们燃烧犀牛角并照耀它们。突然，我看到水族被火覆盖，形状奇特，或者穿着红色衣服乘坐马车。“山寨的精神，借用孔志贵的《北山移文》的影射，讲的是闭关。那么，焚烧犀牛的含义就非常明确了，可见他身上的骄傲和野心还存在。说得委婉一点，我们这里当然依赖字典，但字典只是其中一种方法。例如，当下一句说退休时，他没有说撤退，而是说“难忘”，而在前一句中，他没有说会是什么，而是说“穷”，他想拍张照片，看清楚。这一切都与意义有关，并且有联想的空间。

王安石也有一首诗《嘉生》：“汉有洛阳子，少年明是非。讨论中有很多感情，自信愿意跟着。如果死者可以被杀死，谁会回到这个人身边呢？要去东海，不能只湿衣服。高买评论道：“寄托很深。这个精功也是自称的。旧注说，诗的最后四句的意思是“燕钟一直在东海，还不如救时”。高买不同意，他觉得王安石的意思更深：“如果贾生这样做，恐怕是今天的人不能容忍的。您安全吗？应该要去东海死，不光是当时的痛是流涓涓的。”

从苏轼的信中，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位作家的晚年是淳朴、平淡、朴素的，有过不同的情况。一种是风格自然演变的结果，即用不熟练、直截了当的文字写出有趣而深入的内容。这里的自然演变，也包含了作者有意的追求。一个典型的当代例子是王增奇先生。还有一种情况，江郎筋疲力尽，他没有想象力，也没有控制语言的能力，但他还是要写，写，自然尝起来像嚼蜡一样。

还有一些作家，从头到尾，风格变化很小，比如李白和陶渊明。因为李白的早期作品还有很多留存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早年稚嫩而新鲜，“在狗吠声中，桃花露水”，这与他后来的诗歌有些不同。陶渊明基本上是“散”了一辈子，但苏轼说得好，陶肟是“轻而浓”的，像是上品汤，看着清澈的水，但味道浓郁，层次分明。王增起晚年迟钝，陶渊明一直迟钝，鲁迅一直沉闷，直到《和街亭散文》和《街亭散文续集》这还是魏晋时期的风格，或者说不平淡无奇。这三种情况，都是上品境界。朱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人们的文章只是在三十岁之前固定的，但也有细腻不修的耳朵。不过，如果你跌到谷底，就会稀疏，但你只能用你的技能，更加精致。向剑汉武夷说，是他晚年做的底文，跟他二十岁以前做的底文相差不远，这就是它所测试的。当人们到了 50 岁时，就不是关注文章的季节。前方有很多事情，而且日子不多。如果你在来世，你每天会偷一两个小时来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你年纪大了，你怎么能有时间这样做呢？他赞同程毅的话：“人不学，就会老去腐烂。但是读书在使用上是昂贵的，所谓“能得”，如果走不出去，读书就没用了。那么，努力写作的结果，正是他所说的：“人晚年写文章，就像用光头笔写字一样，完全没有锐利。”

这就是事情的另一面。

晚年，东坡被流放到海南。江阴有一个叫葛言之的人，不远万里来到岛上看望他。东坡留了他一个月。这期间，葛言之向他请教作曲的方法，东坡对他说，儋州虽然地方不大，但有几百户人家，生活中不可能什么都生产出来，怎么办呢？去市场买它。但你不能只是从市场上拿东西来交换它们。商品有成百上千种，兑换起来很不方便，所以有一个共同点作为中介，这个中介就是钱。如果你有钱，你可以得到你需要的一切。这首作品也是如此，“天下的事情散落在经文、儿童和历史中，它们不能白白做，而必须被一件事拿走，然后为己用。所谓 one thing 的意思也是。没钱，没外卖，没意图，没事，这篇文章也很重要。这是他的第三段。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阅读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散文注重思考，强调乐趣。写散文要么是有经验的，要么是杂项的。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好的经历只能赶上，不能强行。那么，杂项博览会非常重要。博并不是要在文章中炫耀你的知识，博是要修炼你的头脑，你的洞察力，培养你的理解力和机智，这些，在文章中表达出来的，是愉快和有趣的。乐趣比学习更重要。

东坡说，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在文学中使用时都应该用一行来实现，这就是它的意思。在他之前，南朝的范烨曾说：“常说是受情感的托付，所以要以义为本，以文传达意。如果意图是中流砥柱，那么它的目的就会被看到;如果意义是用文字传达的，那么文字就不会流动。后来，杜牧又说：“一切文以义为基，以气为辅，以字章守。这里的意思，不妨理解为“智”，即诗词之志。诗人，意志所在的地方。文学是人们的情感和思想可以到达的地方。王福之在讨论诗歌时更直言不讳地说，“意还是帅的，没有帅气的士兵就叫乌合之众。“为什么是乌合之众？因为它是分散的。以意图为文章的逻辑线，一气呵成贯穿，无论散不散，文章内部都有严密的结构。我之前用了中药店的比喻，跟苏东坡的意思差不多。我读过的书就像药房里的药材，如当归、甘草、川北、附子、半夏、黄连等，放在每个抽屉里，如果能按照大臣们的话准备成一对药材，那就有用了。否则，房间里虽然堆满了桩子，但也只是一堆草根树皮。

《东坡》的最后一段记载在和旭的《春珠志》中。何雪说，东坡曾对爸爸和刘景文说：“某辈子没有幸福，可是他写一篇文章，笔下曲折未完，他自称世上幸福之物，没有超越这一点的人。这段话不是关于写作的方法，而是关于写作的乐趣。我经常想起这段话，觉得这正是我想说却没说的。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他是无敌的，被锁链束缚着。袁洪道引用宋人的话说，人生就像一件破衣服，走在荆棘中，一步一个脚印地担心它。毛姆的自传体小说叫《人性的枷锁》。实际上，人力是有限的。大多数事情，尽管他们的初衷崇高，但无法完成。做不到，不是因为自身的做不到，而是因为缺乏客观条件。一个人，即使成为了皇帝，也难免无法如愿以偿，尤其是当他想做好事的时候。这就产生了一种无力感，面对现实，他们不得不妥协，做出牺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快乐总是伴随着遗憾。但在文本中，人们是自由的、富有想象力的、对笔思考的、为所欲为、无拘无束。写什么和怎么写取决于你。这就是写作的乐趣，也是写作的最大动力。

在写作方面，我有一些简单的原则。第一，修辞是真诚的，就是不说假话。不是违背自己意愿的谎言多了，而是他们掩盖和美化了自己的话，他们总是想把自己说得更好、更深。动机可能并不坏，但并非必须如此。你是什么样的人，读者一眼就知道了。所以，如果有不方便写的东西，或者你不愿意写的东西，最好不要写，也没必要编造谎言。至于故意颠倒黑白，欺骗世界，盗名，那就等着吧，也不值一提。其次，尝试做别人不做的事情。一篇文章，不管是什么题材，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比以前的作品多，没有更好，连一个星星的唯一性都没有，那就不要写了。第三，业余时间。在谈到《花藏》时，《四图书馆提要》说，“文的体质高低，人的学术能力强弱。如果学术能力不够，跟他的体质相匹配，他就不够。如果学术能力足以匹配他的体质，那就绰绰有余了。“能举起 70 斤的，就能举起 100 斤，能举起 50 斤的，可以自由运输。”一个人有九十斤的力气，他打不出九十斤以上的阔剑。它正好有 90 磅，可以玩，但并不容易。如果你玩一把 40 或 50 斤的刀，你会很方便。写文章时也是一样的。天赋和知识十，六七分就够了。三分才就是用十二分，文章怎么站得住脚呢？

鲁迅先生在《作文的秘密》中总结了对文章的要求，十二个字，非常精辟：有真心，去粉饰，少点矫揉造作，不炫耀。关于我对写作的态度，我也有两句话：当你阅读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老师;当我把笔写在纸上时，我的眼睛里没有人。苏东坡对人的启蒙大致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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