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从印刷书籍开始

1897年，夏瑞芳和其他几位年轻的排字工立志自己当老板，于是筹集了3750元，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小型印刷作坊——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顾名思义，这里是印刷书籍的地方。

复旦大学周振和教授曾证实，出版一开始并不是商业的主业。它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本图书馆专营销售新型大小型活字铜模和铅版，中西书籍精美印刷，日期报纸……”印有广西学会的许多书籍。由商业机构出版，商业机构还印有《》，最早在杭州出版。 《林译》，刊文由林纾撰写。

当时清朝正值动乱，许多为中国寻找出路的知识精英将目光转向了西方，引进了各种先进技术、机械设备和思想意识，西学逐渐传播开来。这位企业创始人敏锐地意识到英语教材有市场，于是请人为印度英语教材添加翻译和注释。 1898年出版《初级汉语和英语》。首印 2,000 册，不到 20 天就销售一空。 1925年出版第82版，1938年改封面出版，是第一桶金。当时杭州新开的求是书院就用它。年轻的胡适初到上海时，就读于梅溪书院。梁漱溟也在北京中西小学学习过。

1901年，企业改为股份公司，资本增至5万元。夏瑞芳请出身于翰林院、因参加1898年维新运动而被革职的张元济入股，负责编纂工作。 1902年，商业设立翻译处，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商业，新的出版思想形成，商业完成了从印刷业到出版业的转变。

张元吉

夏瑞芳

1904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年。尚先生历时两年编写出版的《最新语文教材》，几个月后就风靡全国。此后，他陆续编写出版了修身、算术、历史地理、英语等教材，畅销近10年，最终销量数千万册。 1911年辛亥革命后，尚推出《民国中小学教科书》65册，重印300余次，销量70至8000万册。对清末民初的政治动员、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贡献。周振和说，民国初年有“现在的教育掌握在一两个书商手里”的说法。 “一”是生意，“二”是生意和中国。由此可见当时商业在教育方面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以启蒙民众、连接东亚为宗旨，商社先后创办《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刊》、《青年杂志》等杂志，传播现代学术思想。

1914年，经营资本增至150万元，成为中国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出版企业。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吉的后人张人凤表示，商务印书馆自成立以来，就以“繁荣教育、启迪人民智慧”为使命，从一开始就找到了正确的出版方向。 。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或者有时是领先于社会潮流的。

为中国看世界

商业自诞生以来就承担起了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它不仅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普及现代知识，而且致力于组织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深入参与中国政治、教育、出版和学术。

1929年，王允武主编的《万有图书馆》第一卷出版，计书1000册。作者有梁启超、王国维、吕思勉、傅斯年等伟大学者。丛书包括《基础国学系列第一集》、《汉译世界名著初集》、《百科小丛书》、《新时代历史地理丛书》、《工农小丛书》、《国学小丛书》系列”、“商务小系列”、“算术小系列”、“医疗系列”、“体育系列”等低价出售，使公私团体或各地图书馆能够收藏到基本系列系统普及知识、造福大众的图书。

1915年，尚氏出版了《辞源》，这是我国第一部新体字典。日本关西大学沉国伟表示：《Cymology》的价值可能就在于无言的文字。收集到的10万个单词中，有1万个没有文献证据，比如人名、地名、机构名、事件名等西方专有名词，外文单词、科技词汇、术语等的音译，这些单词非常专业。讲解了当时所需要的术语知识问题，起到了传播新学、沟通新旧学的桥梁作用。

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蒋梦麟回到上海从商。他向张元济提出编辑高级学术书籍的建议，被采纳。

1931年，八种“颜氏翻译丛书”风靡世界。除了赫胥黎的《天的演化论》之外，还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颜译为《原始财富》）、穆约翰的《逻辑体系》（颜译为《名学》）和《论自由》（颜译为《论群体权利的边界》）、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颜译为《群体研究》）、孟德斯鸠的《法律的精神》（严格来说）译为《法律的意义》）等，几乎每一篇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39年，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美学》出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 1943年，钱穆的《国史纲要》、《中国文化概论》出版，王力的《现代汉语语法》出版。 《新华字典》于1956年出版，至今已销售近6亿册。 1978年，商务部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它是中国第一部标准化汉语词典，也是无数编者的常任老师。

120年来，《中国经营报》出版图书5万余种。改革开放后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和《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甚至让读者感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

胡适曾深有感触地说：“办企业比办学校更重要！”

商务印书馆早期编辑寿晓天的后人袁明感叹，老一辈商人在他们的时代看的是中国的世界。他们自觉接受时代的提醒，有一种文化自信​​和自信心，平衡中西事物，是旧学与新知的平衡完美结合。商务印书馆不仅仅是一家出版社。

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表示，出版如果不赚钱，就会昙花一现。从历史上看，商务印书馆首先是一个成功的现代企业。它不仅坚守自己的立场，而且灵活多变，随时准备吸收人才和新鲜想法。其经营理念、组织架构、管理方法都令人惊叹。

上述业务的创始人夏瑞芳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集销售、采购、拣纸、收单于一体的人才。他善于认人，头脑敏锐，胆大心细，性情真诚，富有冒险精神。 1914年被暗杀。

张元吉放弃了南阳公学校长的职位，来到了一个小作坊。会见夏瑞芳的条件是“支持教育是他的职责”。 1916年，张元济接任总经理，主持、督办业务近60年。他引进西学，引进新知，精心挑选、组织翻译了大量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他大力搜寻古今书籍。 1926年，“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 1929年，藏书总数超过518,000册。 “老家百年无非是积德，第一好事就是读书。”这是张晚年写的一副对联。张元济选择用出版来弘扬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

东方图书馆由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建成，被誉为“东亚第一”

与张元吉合编《最新少年语文教材》的商界资深人士高孟丹觉得，商界刊物已经落后于时代，自己也不懂外文。 1921年，他到北京邀请当时不满30岁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主持商务编辑。胡适推荐了王云武老师。一个月后，高孟丹辞去所长职务，全力协助王云武。他还将自己的校勘研究稿交给了王云武。王允武终于在1926年发明了四角数检查法，并立即用于商业出版词典的编纂。

王云武是一名在英语夜校学习的学徒。 17岁时，他用抵押贷款买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三年后，当他还清这本书时，他已经读完了整本书。 18岁在上海同文博物馆任讲师，成为胡适的老师。担任商业总经理后，他制定了“大众教育、独立学术”的出版方针，将文化与商业融为一体，编辑了堪比小型图书馆的“万有文库”系列图书，使商业成为一个很多钱。 1932年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时，他写道：“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战！”当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恢复印刷生产。

1937年日军入侵上海，王云武将印刷业务转移到香港和长沙。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上海、香港的商业资产全部丧失。王云武决定将总部迁往重庆。当时，重庆分行只剩下13万法币，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月。到抗战胜利时，企业账户上已有数十亿法币现金。他重新建立了总经理负责制，全面推行科学管理制度。在重大改革的实施过程中，9名职业部长中有7人被更换，并引进了周建仁、竺可桢、郑振铎、顾颉刚、叶圣陶等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激进分子，这些人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学术界的人物。他还推出了“科学管理法计划”，包括预算制度、成本核算制度、统计制度、标准化和简单化、计件付费制度和销量比较制度，被全社会视为公敌。这位曾担任政府财政部长、发行“金元券”的“社会人”说：“我的生活主要是出版，其次是教学，公务和政务几乎就像客串一样。”

拟议的业务裁员已为员工所知。出版社共产党员廖晨云（又名陈云）发起罢工。郑振铎是“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其岳父高孟丹是管理谈判代表之一。翁女婿遵守“协议”，在谈判桌上争吵不休，开会时也照常相敬如宾。这种处理公私关系的方式一时间成了好事。这种性格和作风，使商人们成为了延安印刷厂的厂长，使商人们无论身处多大的逆境都能够渡过难关。

商务印书馆百年商务资源部主任张霁认为，存在着“商务印书馆情结”。比如，原《商务》杂志主编、后来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陈汉波就说：“我不应该离开商业”。比如，陈云在出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年都会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故居参观。 “如果我没有在上海，没有在商务印书馆，我的生活就不会发生。”

商业的魅力在于： 1、深度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 2、它解决的问题具有根本价值，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鼻祖和推动者。 3、几乎在所从事的所有领域都是冠军，展现出非凡的企业能力和职业高度。 4、企业的历史反映了企业作为文化机构的企业风格和性格。

张霁认为，商务印书馆具有非常浓厚的乌托邦性格。它的出现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和北大一样，都是1898年维新运动的产物。“兴教，启民智”是张元济在1898年维新运动中所做的，他把教育救国的灵魂移植到商业上，商业上已经坚持了120年。

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表示，仅仅将企业定位为“文化机构”还远远不够。商学院具有高度的现代思想文化启蒙意识，高度重视并有效实践教育现代化，并为现代学术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责任。具有推动、激励、塑造、引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功能。商业可以而且应该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引擎”。

原文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9月20日第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