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本文将聚焦新加坡国家身份构建的范式转换、权力转换和使命转换，以期为推动中国国家身份的培育提供参考。1. 从“体制”到“文化”：新加坡国家身份建构的范式转变 一般来说，国家身份源于三个方面，即“族群关系”、“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族群身份”、“文化身份”和“制度身份”。新加坡独立后，首先采取了“制度认同”的策略，并透过这个策略，相对成功地在国内实现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社会稳定和经济腾飞。然而，“机构身份”强调通过实际利益的适当分配来实现国家身份，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无法获得利益的满足时，这种身份的基础就会松动甚至断裂。这种身份模型的局限性也得到了证实。随着新加坡的后发优势逐渐消失，在利益增量方面满足各方需求越来越困难，依靠“利益满足”建立起来的“制度身份”也成为危机。面对这场危机，新加坡政府通过复兴东方文化和建立新加坡价值观来应对。换言之，以“制度身份为主体，文化身份为辅”的传统国家身份建构范式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以“文化身份为主体，制度身份为辅”的新型国家身份建构范式。

1. 机构身份 – 新加坡在国家身份建构初期的选择。所谓制度身份模型，就是在对现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认可基础上的国家认可和身份的建构模型。这种身份模型基于以利润为导向的自然选择。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基于制度依赖和国家公认的制度乃至制度背后的国家，从个人利益的满足中逐渐浮现出来的一种身份模型。新加坡在国家身份建构初期选择“制度身份，文化身份为辅”，有深刻的历史原因。